许多战俘仍记得那些人在1952年4月7日-8日间的疯狂。冉宏图说，那一夜之间，仅他所知就有99人，有300被割肉挖心。张泽石在其《战俘手记》一书中，提到了一个叫李大安的战俘，此人带着一批、变节“疯狂”，李大安用匕首亲手剖开了同袍林学逋、阳文华的胸膛，把尚在跳动的心脏挑在匕首上，到处去战俘。最终美方得到的甄别结果是，名战俘声称自愿去。

　　1954年1月20日，早晨9点，前志愿军67军200师600团战俘冉宏图，混杂在名挥舞着青天白日旗、高喊“回”的战俘中，离开了朝鲜板门店附近的联合战俘营。

　　扛着孙中山、蒋介石巨幅照片的代表团迎上来，向战俘们表示热烈欢迎。有资料说，战俘们纷纷向孙和蒋的照片致敬。

　　在美军陆军第八军的护送下，530辆卡车把战俘送到仁川。在这里，他们转乘15艘美军运输船去，美第七舰队和美空军第五军则一随行。

　　在海上了88个小时后，他们才到达目的地——基隆港，另有142名重伤病员，已先由军机直接送往台北接受治疗。

　　细心的人们留意到，领着欢迎人群站在岸边的蒋经国，正在擦拭眼中的泪水。作为事实上的军情系统主管，他完成了一项影响命运的任务。

　　同样心情激动的还有蒋介石。1月23日，接到伤病战俘先期乘军机平安抵台的报告后，这位败退台北后，失眠症困扰的67岁老人安睡了9小时。

　　第二天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实为今年来最安眠之一夜也。”在日记中，蒋介石把此事称为“五年以来上对俄斗争之重大胜利。”

　　命运的转折时刻

　　志愿军战俘问题专家、美国大学分校历史系博士常诚认为，若蒋介石在朝鲜战争中袖手旁观，那么正如他在及的敌对者们所预料及希望的，很可能已在1950年代崩溃。

　　1950年1月5日，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宣布，美国对中国内战采取不政策，不会向提供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。同日，认为“从来不具有非常重要战略意义”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，强调“美国将会继续供应岛上所需要的化肥，并推进农村重建项目，但是任何进一步增加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的方式，都是不必要的。”

　　失去后，沦为中美博弈中的弃子，正面临崩溃出局的。蒋介石甚至已地公开声称：“我代表必将被于国际社会之外，此乃成为已定之局。”

　　1950年5月17日，美国大代办师枢安称，“的命运乃已定之局。将于6月15至7月间”。5天后，美国发布撤侨令：“所有美国人应当尽快撤离”。

　　这之前，艾奇逊在3月7日写信给长易斯约翰逊，试图25辆M - 4谢尔曼坦克和25架F- 80战斗机运往，尽管这批军火是自己掏钱买的，但是——“这批装备可能落到中国人的手中。”没有人怀疑新生的红色攻打的速度。

　　“美国人相信会在1950年底以前取得，将成为唯一代表中国的，美国随后将会承认的。”佛罗里达大学教授约翰W斯帕尼尔说。而美国与蒋介石多年的关系，也将随着易手画上句号。

　　偏居东南一隅的看上去已朝不保夕，转瞬覆亡的命运似已不可逆转。然而，1950年6月25日，朝鲜战争爆发了。

　　的蒋介石看到了一线希望。次日，蒋介石就向麦克阿瑟表示，愿意提供3.3万名军人赴南朝鲜作战。

　　远东局势骤变。美国的远东战略也随之转变。6月27日，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，“部队可能占领，将直接太平洋地区，以及在该地区执行而必要任务的美国部队的安全”，决定派遣第七舰队横亘于海峡。

　　蒋介石又派顾维钧和何世礼，再三去向麦克阿瑟请战。不久，蒋介石又提出，可以派1.5万名志愿兵参战，并完全归麦克阿瑟指挥。

　　在“1950.12.31日记”中，蒋介石写道：“韩战，最应感谢，使美国仗义抗共，不放弃远东，以转移整个局势也。”

　　虽然直接派兵最终未果，但还是向联合提供了他们迫切需要的翻译、中文教师、记者等文职人员。正是这数百名伪装成文职人员的特工，在向提供大量情报的同时，成功策反了余名志愿军战俘。

　　策反暗战

　　最早提出“策产党战俘来台”设想的，是“”第二厅厅长赖名汤。1951年7月7日该设想提出后，“”于1951年8月9日召开了各厅局会议，认可了这一方案。

　　冉宏图们并不知道，从那一刻起，他们不再是打完仗就能被放回家的普通战俘，他们已经被摆上了远东各股博弈的棋盘，成为至关重要的棋子。

　　1951年7月11日开始的第一次停战谈判中，朝鲜代表南日就提出了交换战俘的要求。而7月25日，驻韩“大”则发回密电称，“匪俘集体跪求译员”。

　　常诚博士曾就此事访问多位战俘，所了解到的实际情形是：由于战争爆发之初美国也是仓促出兵，对与中队作战一事毫无心理准备，直到与志愿军交上了火，才临时找来一些曾在中国生活过、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充当翻译，这造成了中国战俘与美韩军严重的沟通障碍。

　　此事恰恰成为派出大批特工介入朝鲜战争进程的契机。

　　11月6日，驻韩“大”发往台北的密电，特工当时已进入战俘营，并向后方传递情报。该密电转述了“译员某”的报告称，九月下旬，巨济岛战俘营72、86联队张思波等96人“自动组织抗俄同盟会，并请求于臂上刺抗俄四字”。战俘赵英魁回忆，在进入济州岛战俘营之前，总数一万多人的志愿军战俘中，已经悄悄混进了一批渗透来的假俘虏，约400多人，军战死将领黄百韬的儿子黄效先也在其中。他们很快被任命为联队长、大队长、小队长、班长等职衔，成了战俘管理者。

　　常诚说，最早转变立场的，应该是部分旧军人。政工人员给战俘们讲三义、反苏理论，他们则在私下、，，在不肯转变立场的战俘胸口、手臂等处刺上“抗俄”字样等等。

　　“这是要断我们回国的。”战后回到的战俘张泽石说。被刺字后，很多人就了。这之后，一批政工干部转变了立场。而且，这批变节政工干部，策反战俘 “比人更卖力”。常诚分析，他们“对严厉的组织、军事纪律熟稔无比”，作为以往组织纪律的执行者、政策的宣讲者，他们非常清楚，带着“抗俄”刺字回国后会有什么结局。

　　然而，按照公约118条，“实际战事停止后，战俘应即予并，不得迟延”，他们最终仍应被中国。

　　变节者们若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除非是能裹挟更多人造成浩大声势，美方改变政策。为此，他们不惜对的战友相向，甚至。

　　1952年春，赵英魁曾亲眼目睹，两名不肯接受刺字的战俘被人用固定帐蓬的钉钻子活活。冉宏图则说，有些合作的战俘，一到天黑就被人“嘴巴一捂塞到厕所里，下了”。

　　“搅局者”

　　最初，美国并不愿意把战俘送往。

　　1951年8月27日，艾奇逊称“压倒一切的考虑，应当是尽快地让所有联合国和韩国俘虏回来。美国的利益要求我们严格地遵守公约。”

　　11月15日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发出指令，“为了使得全部或者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与韩国战俘返回，或者为了避免不可接受的拖延，或者出于防止停战谈判的破裂，如果有必要，你有权同意全部交换战俘。”

　　当时，中苏的态度明确而一致。致电斯大林，“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，我们按双方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。”斯大林回电：“您的立场完全正确，敌人很难提出”。

　　谈判双方立场接近，按照公约战俘，似乎顺理成章。

　　然而，谁也没有想到，小小的随即成为“搅局者”。

　　1951年12月18日，“长”叶公超发表谈话称，“目前在韩境联军所掌握之中国战俘，已有多人强烈表示不愿回到铁幕之中 将此辈刚意义之及战俘至巨掌之下，既不，复背教义”

　　从1952年1月15日美国参联会重新发给李奇微的指令来看，的，无疑已影响了美国的态度：“作为最后的立场，你获得授权同意全部交换战俘，但是不能使用武力强制。”

　　此后数月内，美方立场在“自愿”和“全部”间摇摆不定。

　　1952年2月14日，联合首席谈判代表乔伊海军上将致电参联会称，“联合的任何单边的甄别、以期制造既成事实来解决强制问题的做法，都将构成美国方面的背信行为，而且必然会引发共方对我方战俘的报复。”

　　叶公超随即于2月25日通知，“中华对凡自愿来台参加抗俄工作，并经盟军考察属实之投诚匪俘，均可接收来台。”

　　2月27日，参联会又致电李奇微，表达了“最后的最后立场”：美国不会强制战俘。同日，美国驻韩大使MUCCIO致电称，“我们知道我们的军方带来了很多的中国人，他们的团队分布在翻译和教育学校人员中我个人有个感觉：中国人已经影响了巨济岛和板门店的事态发展。”

　　大学教授罗伯特阿奇奈利指出，“尽管对的支持绝对依赖，但远不是的冷战代理人，并且对美国的和运作都能产生自己的影响。”

　　“扳道工”蒋介石

　　此后两月内，仍不断在各种场合强调：“可接受自愿来台的战俘”。

　　前有中苏强硬要求按公约全部战俘，后有不断制造压力，夹缝中的美国，只得在两种立场间不断摇摆、反复辩论。

　　艾奇逊在1951年2月8日意识到，“战俘问题将成停战谈判唯一悬而未决问题”。美国急于甩脱战俘包袱。

　　中国方面，由于战争初期出奇不意的战略优势渐渐消失，在战俘问题立场上也一度有所松动。1951年4月17日，驻韩“大”报告：“代表暗示能接受俘虏80%以上。”

　　于是，美方于4月8日开始在巨济岛战俘营中重新调查、甄别俘虏意愿。美方希望既无意愿、又能顺利达成80%之数，从而尽早达成谈判协议、结束战争。

　　这次决定战俘们最终命运的甄别开始前一天，特工和变节者也积极行动起来了。几十年后，许多战俘仍记得那些人在1952年4月7日-8日间的疯狂。

　　冉宏图说，那一夜之间，仅他所知就有99人，有300被割肉挖心。张泽石在其《战俘手记》一书中，提到了一个叫李大安的战俘，此人带着一批、变节“疯狂”，李大安用匕首亲手剖开了同袍林学逋、阳文华的胸膛，把尚在跳动的心脏挑在匕首上，到处去战俘。

　　最终美方得到的甄别结果是，名战俘声称自愿去。

　　1952年5月7日，杜鲁门宣布：“强制遣俘与我们在韩国行动的基本和原则相背。我们不会为了买一个停战协定，而置人于被屠宰或者的境地。” 美国摇摆不定的战俘立场由此终结。

　　中朝方面不能接受美方这一立场，板门店停战谈判再次陷入僵局。然而，当1951年5月下旬，中国志愿军180师受到重创后，形势发生了变化。

　　“并未直接参战的，却在暗中有效地了停战谈判议程。”常诚博士认为，正是由于在近名中国战俘中产生的影响，为期三年的朝鲜战争，后两年一直受争论所左右。

　　“如果我们把两个超级大国和中国看作是驱动战争的火车头，那么蒋介石就是关键时刻的扳道工，有效地改变了战争与和谈的进程。”

　　不曾参战的最大赢家

　　当朝鲜南北分治已成定局，首先是急于结束战争状态的金日成立场松动，只剩有斯大林支持的中方按公约战俘。

　　然而，当1953年斯大林去世，赫鲁晓夫上台，苏联方面不再此前的立场，使得中方孤掌难鸣。

　　1953年7月27日，“朝鲜战争”停战协议签字，确定战俘按照自愿原则。至此，志愿军战俘去台一事最终尘埃落定。

　　此后，代表团屡屡向联合国提及战俘赴台一事，以此证明“中国人只要有选择就一定会主义”，进而证明其主张的正当性。

　　战俘赴台一事赢得主动后，进而于1952年签署《台北条约》，正式从日本手中将主权收归中国。1952年11月，艾森豪威尔任美国总统后，采取了更为激进、强硬的远东政策，与于1954年签署了《中美共同防御条约》，这标志着重新被纳入美事同盟体系，也因此得到了此后20多年的空间。

　　“不曾参战，却因此成为朝鲜战争的最大赢家。”常诚认为。

　　棋子与弃子

　　摆脱了弃子的命运。而志愿军战俘，协助完成命运转变的关键棋子，却在实现利用价值后成了弃子。

　　冉宏图们上岸后，又分乘225辆军用大卡车，分成5个支队，由摩托车队前导，救护车、通讯车随行，另外还有安排的车沿途播放歌曲散发。车队到达台北后，沿主要街道行进，沿途不断有人燃放鞭炮，一派喜庆气氛。

　　然而喜庆过后，方面“战俘去后可以选择职业、不肯去的，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”等承诺，并没有兑现。

　　战俘们被交由蒋经国领导下的一个组织负责，逐个审查后，补入军基层。

　　冉宏图回忆，其实许多人内心并不愿意去，在从韩国到的船上，就有战友说：“我去到也是死，我刺了一身字回到去也是死。”“不听劝，他头一低就跳海了。”

　　1958年8月28日，金门炮战爆发。冉宏图等前志愿军战俘也上了前线，有的就“带着美国鬼子的步枪、自动步枪，连枪浮水游走，浮到厦门跑掉了”。冉宏图也想逃跑，但由于早被发现而未果。

　　频繁出现的逃跑事件，使意识到，这批志愿军战俘大部分还是“人在曹营心在汉”，于是又针对战俘开始了新的攻势。冉宏图就曾被要求参加，但他了。

　　“”、“”、“中国人”，这些概念一直在冉宏图内心纠缠，他再也无法给自己下一个定义。这个被强抽壮丁入伍的百战老兵，此后再不关心，只是每年清明节前后，他总要面对着大海。

　　“在烧纸，晚上做梦都想到母亲，想到弟弟”

　　“那个时候往床上一躺，脚就把扳机扳着，枪抵着胸口。我跟他们讲了好多次，我都没有，只能够晚上掉眼泪。我说我还要活下来，回来看一下，对家里有一个交待。”

　　1942年春节，他被保长一根绳索捆着送进军营，就此身不由己，卷入时代风浪一生辗转，60多年再没回过故乡。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。农民、军、解放军、战俘、军似乎就是抓壮丁的那一个下午，就改变了他所有的命运。他说，他不知道应该怨谁。

　　1975年退役的时候，他已经五十开外，仍然是个军衔中士的小兵，孤身一人。他在家订下的那个娃娃亲，早已经，可是他依然日思夜想着那个他只见过一面的女人，因为父母死后，这个女人成了冉宏图对家乡最真切的具象。

　　1987年底，居民赴探亲。长达38年的两岸状态打破了。然而冉宏图囊中羞涩，也没有亲人和朋友资助，只能去洗胶袋赚钱，他没有家，晚上就睡在楼梯的角落里。

　　冉宏图终究还是回到了故乡。

　　2008年3月29日，他在成都下机，一问老乡：老屋门口的柿子树和橙子树相当好吃，树还在不在？老乡说橙子树不在了，柿子树和桃子树还在。“结果我去看，那个柿子树和我一样，也已经老了。”

　　冉宏图把暮年的归宿选在宜昌，这是当年抗日时他打过仗的地方。

　　如今，冉宏图和侄子一家养了十几头奶牛，在一个很僻静的小山村里深居简出。对他来说，这或许是种慰籍，不用再向别人解释自己复杂的身份，也不用再那段岁月的是非。他说，“在宜昌，如果有人问起来，还可以简单回答说当年我在这儿打过日本鬼子。”